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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章 分析(1/1)

  唐末五代七十余年来,围绕着皇位继承的各种勾心斗角、弱肉强食层出不穷。而当下之局势可以说是近百年来最稳定的时候了,若是此次由武功郡王赵德昭继位,只要再下一代也是武功郡王赵德昭的子嗣继位。那么,此后的大宋帝位传承就将迎来了更为稳定的继承制度。

  不再似之前一般,帝位传承过程中几乎每次总有幺蛾子。

  想到此处,薛居正亦是不由点头颔首应许,可以说在如今赵光义宫车晏驾的情况下,选择赵德昭已然成为当下最合适的选择。

  可以说,这也是他们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礼制,如今得以在自己的手中实现,如何能不让人着迷呢?!

  而此时端坐于几案之后的赵德昭虽对事情的进展有着一定的预料,但却不知道如今事情发展得如何了。

  而此时的他正在思索这眼下的局势,就如今发生的高粱河战役来说,也可以把他看做是最后一场五代的战役。

  作为其指导思想的战略奇袭,大纵深突破的战役方法,以及皇帝本人亲自指挥的战术决战,都具有浓厚的五代色彩。

  但以如今的结果来讲,也正式宣告了五代的战争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这种曾经在藩镇及地方政权之间,朝廷和叛将之间的战争中屡试不爽的作战手段,如今被用来对付辽国这种在政治和军事上都相对稳定的大国,已经不能得到预想中的效果了。

  即便这些作战手段在早期也收到了相对的效果,但情况不同的是:辽国广阔的领土,为抵消宋军早期的强大攻势提供了足够的回旋余地。

  而其强大的增援能力也足够挑战,以及重夺宋军的战役主导权。

  耶律休哥以及耶律斜珍的这一令人瞠目结舌的侧击,便使得宋军自皇帝赵光义以下不知所措起来。

  纵使他赵德昭、崔彦进、孔守正、曹翰、石延卿等人有着很多优秀的表现,但是仍旧铸成了当下连皇帝都死了一位的局面,这种局面也不是偶然形成的。

  总的来说,在宏观角度上,高粱河此役体现了战争形势上的新陈代谢。

  想到此处,赵德昭不由微微一叹,从今以后在对待辽国的战争中,改变这个传自五代以来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及战役方法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了!

  如仍不改变,几年之后的雍熙北伐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倒不是说这个战略指导思想以及战役方法如何如何,只是在面对当下的对手之时,已经不再适用了。

  毕竟,任何军事信念都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存在一个形成的过程。

  可是,这种信念形成之后,它就会以一个战略文化的形态被保存着,而这就必然会对未来的战略发生着影响。

  固然,成功的经验容易塑造良好的传统,但是上层决策者也要了解到,这种军事信念是在一定特殊环境下形成的,对他们的偏狭性要有着一定的保持警惕。

  否则就会重蹈此次宋军出兵前,崔翰所谓的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的覆辙。

  当然,这也不是责怪崔翰军事思想跟不上时代步伐的意思,崔翰也可以说是这个时代最为出色的那一批军人了。

  其人出身博陵崔氏,少有大志,风姿伟秀。后周世宗柴荣时,他隶属于时任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的麾下,后来征淮南、平寿春、取关南,颇有功勋。

  到了太祖赵匡胤建宋后,从征泽潞节度使李筠,出任端州刺史。而此次平定北汉。亦是骁勇有谋,屡立战功。

  以至于太祖在时,就曾感叹道:善于谋略、勇猛善战,轻视钱财、乐于施舍,每到一处都能建立功勋,那么没有比曹翰、崔翰更出色的了。

  这种情况也不仅仅出现在宋人身上,毕竟辽人不也没有完全预知到了新时代的来临。

  而活生生的例子也是在几年之后的满城之战中,辽军统帅不听耶律休哥之言,居然相信了宋军真的会像五代那样弃甲投降。

  由此也可以看出,政治史上的那个“五代”早已经成为了过去,但人们心中的那个“五代”却是需要经过洗礼才能正式的落幕。

  当然如果硬要给这场战役找一个罪过者的话,那么便只有如今躺在中军大营中的赵光义了。

  因为无论是一个国家或是一支军队,假使他的头脑麻痹了,那么全身也会很快随之崩溃。

  这一点从李牧与赵王迁的事情上便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巧了这不是,又是老赵家!

  既如此,在如今形势之下,就接下来的筹划来讲,宋军累月征战,已是不可久持,而辽军援军亦是源源不断,幽州不可图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

  甚至于自己顺利接位,也不可与辽军在这幽州左近硬碰硬,死了一位皇帝对局势的坏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就算这个讯息能够暂时隐瞒在一定的范围,但长久下来,又有什么消息是可以隐瞒得住的呢?

  那么接下来便只有撤退回涿州这一条路可走,至于涿州能不能守也是两说。就算要撤退回涿州,亦要趁着如今赵光义之死还不为众人所知的情况下,方才能顺利实施。

  就在此时,在中军大帐处商议良久的大宋随军文武大臣,终于取得一致意见,议定请武功郡王、侍中、京兆尹、永兴军节度使赵德昭继皇帝位。

  就在议定之后,便由宰相薛居正与枢密使曹彬前去请赵德昭前来中军大营处,在赵光义灵前继位。而这帐中其余人等,在武功郡王到来之前,不得离开此处,若有违令,可当场格杀。

  毕竟这二人一人是东府宰相,一人是西府枢相,却是当下朝廷随军文武中最能代表朝廷的人了。

  薛居正本就是宰相,对此并无什么异议。而至于曹彬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有那么一点谁是皇帝,我就听从谁的意思在里面。而他自己则是不群不党,似乎走的是孤臣的路子。

  就连适才大家在议论由谁继承大统时,其人作为朝廷西府枢相,居然不发一言,而如今议定之后,由他与薛居正前往朝见赵德昭,其人方才颔首应许。

  如果从其人之前的事情来看,便不觉奇怪了。

  当初,太祖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管领禁兵时,权势颇重。曹彬不偏不倚,不遇公事也从不登门拜访,便是群居宴会,他也很少参预,因此得到太祖的器重。

  建隆二年(961年),曹彬被太祖赵匡胤从平阳被召回朝,太祖对他说:“往日我常想亲近你,你为什么总是疏远我呢?”曹彬叩头谢罪说:“我是周室的近亲,又忝任宫内职务,端正做官,害怕有过失,哪里敢妄自交结呢?”

  由此可见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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